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中国式现代化”,并基于我国国情概括出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。文学应如何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,更加广泛、深刻、有力表现中国现实,提高思想文化品质与境界,就显得非常重要,也十分迫切。
一是文学应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理念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。这要求文学创作应突破狭小圈子,不为利益集团写作,而是以人民为中心、心系民生、以百姓的冷暖喜好为旨归。在人口巨大规模中,文学既要反映精英阶层,也要关注底层社会;既要书写汉民族状况,也要写出各少数民族发展变化;既要有高雅文学,也要重视通俗文学;既要反映健康成年人群,更要关心少年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员。这是“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”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书写观念,对克服自我一己表达甚至呓语式个人写作弊端,走出小我感觉、突破碎片化状态、避免虚无主义,是大有益处的。近些年,非虚构文学创作注重底层民生、脱贫攻坚、红色文化基因、以孝治村、少年儿童成长等,都是人民至上的集中体现。不过,如何为边缘人群、弱势群体、少年儿童、残疾人写出更多更好作品,这是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短板,需要做出更大努力、探索、创新和发展。
二是文学要将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作为使命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。这对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。具体到文学创作,作家不能只为富人阶层代言,也要避免作家的贵族化和追求贵族文学,而是要有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感,特别是倾听底层社会与人民呼声,这样的文学才不会变色变质变味。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,一是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间,了解他们的欢乐与苦痛,尤其是要知道他们的急难愁盼;二是要心中有民,与人民群众心连心,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,特别是要学会懂得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方式和语言;三是在防止两极分化过程中,树立探索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奋斗精神、奉献精神、创造精神、勤俭节约精神,以发展眼光看待和促进共同富裕,克服“等、靠、要”等慵懒思想。这在柳青和路遥的人生观及其作品中,有着丰富完美的展示,像“不丧失劳动者的感觉”“作家的劳动”“关于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”这些表述都很有代表性。新时代作家更应接续这一传统,将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。
三是文学需在强调物质富足时更重视精神富有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。这对文学创作提出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,因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,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。对作家而言,一方面,要改变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观念束缚,即不愿或不敢谈“钱”与“富裕”,要大胆、真诚、坦荡地书写物质富足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;另一方面,又不要为物质迷惑,特别是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,忽略甚至放弃精神追求。其实,精神富足之于作家来说是一份更宝贵的资源,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都有体现,这是公而忘私、不怕牺牲、勇于奋斗、自强不息、探索创造的伟大精神。以往,我们偏于从西方个性启蒙角度进行文学创作,于是强调个体、个性解放、自由精神等,相对忽略集体、群体、传统、英雄、崇高、奉献精神,导致没有好好发掘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“精神富有”,这是今后应加力和努力突破的方面。
四是文学当以生态意识精神创造自然美好作品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,这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。应该承认,生态意识觉醒与西方理论的引进有关,但不能否定中国数千年文明,特别是其中包含的生态精神,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、文化、文学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。白居易在《养动植之物》中写道:“天育物有时,地生财有限;而人之欲无极。以有时有限,奉无极之欲,而法制不生其间,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。”由此,他提出:“故川泽有禁,山野有官;养之以时,取之以道。是以豺獭未祭,罝网不布于野泽;鹰隼未击,矰弋不施于山林;昆虫未蛰,不以火田;草木未落,不加斤斧;渔不竭泽,畋不合围。至于麛卵蚳蝝,五谷百果,不中杀者,皆有常禁。夫然,则禽兽鱼鳖,不可胜食矣;财货器用,不可胜用矣。”当时,白居易不可能有生态意识,但其生态精神是非常突出的。这就容易理解,中国古人为什么特别讲“惜”字,如“敬惜字纸”“惜时若金”“惜物纳福”,这种敬畏之心是珍惜生命甚至一草一木的。同理,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词语也含有生态精神,如清雅、性灵、澄怀、澡雪精神等可为代表。因此,新时代作家应在中国古代生态精神与西方生态意识的对话中,创造更加绿色环保、心灵通明、精神高尚的自然美好文学。
五是文学要把人类和谐友善作为追求目标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,这是自信自立自强的大国风范与责任担当的宣言。与一些发达国家比,中华文明历史悠久、博大精深、影响深远,五千多年的文明像一棵参天古树历久弥新、有着无限的生命力。因此,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强烈的自信心、自豪感写道: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,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,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,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,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,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,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。深化文明交流互鉴,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。”显然,作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一部分,文化精神与文学话语传播理应发挥应有作用,以显示其巨大价值魅力。以辜鸿铭《中国人的精神》和林语堂《生活的艺术》为例,他们有坚定的中国文化自信,倡导的仁、道、和、合的人生艺术境界,信、达、雅的翻译传播方式,都显示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文学的魅力。在新时代,作家除了接受外国文化文学影响,如何将中国和谐美好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并向世界介绍传播,就变得意义特别重大。
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,更是基于中国国情,有中国立场、中国方法、中国问题意识,靠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探索创新,形成了中国方案,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也应立足于此,从文明新形态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、人民至上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,真正实现补钙提气、凝神聚力、脱胎换骨,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艺术精品。
(作者:王兆胜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)